小小“地票”緣何撬動農村城鎮大格局?

新華社重慶5月27日電(新華社記者)重慶是四個直轄市之一。火鍋、山城、繁華城市和美麗的長江三峽是所有人最容易想到的。 然而,重慶還有一個你不知道的特點。它是一個“另類”城市,有大城市、大村莊、大水庫區和大山區。 如何讓這個“另類”城市的數百萬農民走出山區,走出庫區,安居樂業,是一篇大文章。

從2008年開始,重慶以農村宅基地為突破口,引導農村土地流轉,創造性地發明了“土地證”交易系統 自此,農村宅基地成為城市建設用地指標的“門票”,成為工業化和城市化主戰場的“燈塔”。

一張“底票”就像落在棋盤上的關鍵棋子。一步到位,整個游戲就開始了。 為什么這張小小的“土地證”如此神奇?

嬗變:鄒友義,52歲,以前是“死資產”,現在是“兌現者”

是洪湖村首批試圖交易“土地證”的農民之一 他回憶說,那時候老房子和庭院大壩被拆除,并被恢復成可耕地,但他沒想到會因此得到8萬元以上。 這個家庭花了7萬多元在新建的小區里買了一棟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還剩下幾千元。 “真是個夢!”

在以榨菜聞名中外的重慶涪陵和鎮西鎮洪湖村,許多農民借助“土票”搬進了世世代代夢想的新家

“我過去住在那邊的山坡上 “在三峽庫區腹地的云陽縣,夏才群(音譯)指著遠處的一座山說話,夏才群是由4名村民組成的,他們來自原巴陽鎮的陽平村。 “這房子是民用建筑,房子很大,但是環境有點差 “夏才群說,雖然他進城了,但他不能把鄉下的房子帶到城里,只能讓它空在那里。 后來,他聽說只要房子被拆除,宅基地被開墾成耕地,他就能拿到錢,所以他馬上申請了。 最后,夏才群得到了元的賠償,被老百姓稱為“土地復墾費”,加上他的一些積蓄,他在縣城買了一棟房子,成了真正的城市居民。

重慶有很多關于昔日農民的老房子和家園最終給農民帶來可觀收入的故事,而“土地證”是這一變化過程的幕后黑手

“土地證”制度是指農民自愿放棄宅基地使用權,將宅基地開墾為耕地,并公布建設用地指標。在留下足夠的本地指數后,剩下的部分將作為“土地券”在土地交易所出售。扣除復墾費用后,交易金額將按85: 15的比例分配給農民和村集體

長期從事農村土地問題研究的西南政法大學的劉軍教授說,“土地證”的出現使農民與城市居民享有同樣的住房和土地帶來的財產利益,這對促進農業人口的城市化至關重要。

據了解,近年來,重慶共有409萬農民遷入城市,相當一部分農民自愿退出宅基地,享受到了“土地證”的好處 農民每戶約10萬元的“土地證”收入相當于城市農民的“家庭津貼”。 有了這筆錢,他們的養老金、住房、醫療保健、子女教育和家具購買都可以得到更好的解決。

創新:越來越多的建設用地進入人口稠密的城市和農村地區的耕地。

在重慶的許多農村地區,人們去建筑物空,門通常是鎖著的 根據在重慶江津區進行的一項調查,整個地區近40萬農民中約有23%已完全放棄耕地,粗略估計有近3萬畝閑置或半閑置建設用地。

在宋洋銅梁區,呂遠豐鎮新沂村的一名村民,明天早上離開家人到城里工作,在城里定居下來,他家鄉鄉下的房子一年到頭都無人居住。 楊嵩明說,村里有人曾經出價一萬多元買下他家的老房子,但他沒有答應 后來,房子年久失修,暴露在天氣中,只留下一片廢墟。

重慶市長黃樊棋曾經寫道,全球城市化的發展方向是增加城市建設用地,相應減少農村建設用地。農村地區的耕地不會減少,但也會增加。 原因是城市居民人均使用約100平方米的生活用地,而農村居民人均使用200-300平方米的土地,約為城市人均土地量的2.5倍。 理論上講,農村居民進城后可以節省大約150平方米的土地。如果他開墾它,耕地肯定會增加。 然而,在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城鄉建設用地同步增加,耕地減少,與國際發展方向背道而馳。

數據顯示,2000年至2011年,全國有1.33億農民進城,城市建成區面積增加76.4%,但農村建設用地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3045萬畝。 耕地平均每年減少約1000萬畝,接近18億畝耕地的紅線。

為此,重慶市農村土地交易所副總裁王曉琴認為,“土地證”交易制度的創新在于利用市場機制突破城鄉建設用地的“兩張皮”,讓城市農民能夠以較好的價格出售農村房屋,從而減少農村建設用地

據統計,到2015年底,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將交易172,900畝地票,即農村新增耕地172,900畝,而同期城市規模的擴大實際上將只占用73,200畝耕地,從而增加農村耕地數量。

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曾多次考察“土地證”制度,他認為重慶的“土地證”是現行法律政策體制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中意義重大的政策創新體系,是振興農村土地資源、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有效途徑。

堅持:讓農民滿意、放心

洪湖村黨支部書記郭忠立說:“土地證是新東西。起初,許多人確實在心里抱怨。有些人擔心“土地證”的交易款能否及時兌現并貼現。一些人擔心,搬進集中居住區后養豬和種莊稼會不方便。 “

上面有“土地證”政策,下面的農民有交易“土地證”的愿望。如何更好地將兩者聯系起來仍有許多細節工作要做。

洪湖村的方法是充分發展村民的民主。在4個月里,村民會議已經舉行了7次。人們自己決定是否愿意參與“土地證”交易,是否愿意在宅基地復墾后遷入農民的新房。

為了回應群眾的關注,村里邀請了區土地局的工作人員與群眾進行面對面的交流,解釋“土地證”的支付期限和金額 同時,根據村民的要求,該村還計劃在集中居民點修建豬圈和養蠶房,以滿足副業生產的需要,并加固了周圍村莊的道路,使集中居民點的農民離自己的田地最多不超過10分鐘。

重慶國土房管局局長董建國表示,宅基地復墾和“土地證”交易既是經濟事務,也是群眾工作。 農民的利益應該得到保護,經濟需求應該得到尊重。同時,應允許農民自愿參與,自主決策,以便在現代市場上公平獲得土地財富。 “衡量農村土地政策創新的成功與否,關鍵是看農民是否滿意,他們是否自愿參與,絕不能強行下命令。 “

經過七年的探索,重慶于今年1月1日正式頒布實施《重慶市地票管理辦法》,標志著探索了七年多的“土地證”制度進入了更加制度化和規范化的階段。 目前,重慶市農村土地交易所在鞏固“土地證”交易的基礎上,已開始積極引導包括耕地承包經營權和林權在內的8個農村產權交易品種的規范化交易,農民資產市場化交易更加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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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只是希望通過這些努力,能夠為農民的財產性收入開辟更多的渠道,使城鄉要素流動更加順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王曉琴說 (作者:葉濤:參與寫作:安娜和趙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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